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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住宅60年演变史（上）

建国后，杭州最早的住宅小区可能就是望江门、复兴路一带的房子，木材新村、莫衙塘等是这个时期住房的代表；即便在“文革”时期，杭州也造了望江新村、劳动新村等明显带有那个时期特征的住区。改革开放后，启动大规模的城建工程，以“大面积改变城市面貌，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”为宗旨，兴建了一大批住宅小区，如朝晖新村、古荡小区等。这些小区，就在今天看来，仍是杭州宜居之地。

1992年，住房制度改革，国内各大城市全面进入商品房时代，在改革初期，一大批新兴小区拔地而起，在颠覆传统居住理念与舒适度的同时，也催生出了一大批未来在杭州乃至全国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的房企。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当年的桂花城、南都德嘉、南肖埠小区等，都已成为经典。虽说这些项目历经时间洗礼，如今的房价已高不可攀，但在当年，他们仍是实打实的普通住宅。

随着后来房地产市场的爆发性增长，杭州房价节节攀高，如今想到市场上再去找“国民房”，已殊为不易。不过随着城市外延的扩大以及新兴规划区域的崛起，在杭州的近郊，近些年来，一些楼盘再次凸显出大众住品的轮廓，它们再次承载起了新时代“为大多数人解决高品质住房问题”的使命，也获得市场空前的认可。

1949-1958

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私房社会主义改造，这时候的很多房子是从解放前遗留下来的，还没有真正产生政府提供或当时国有大企业提供的房子。

1959-1966

1959年，虽然即将面临共和国史上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但是这并不影响杭州这座风雅之城以解放路为原点，沿着延安路滋生她的繁华基因。更多的道路和楼宇新建起来了，但是人们的住宅状况仍然艰苦。

尤其到了1966年，随着技术革新“闹”得更大了。杭州市房屋修建公司在沈塘桥建造了两幢住宅，用硅酸盐砌块取代了传统的黏土砖。硅酸盐砌块是利用煤渣为主要原料制成的，由于它体积大（相当于45块黏土砖），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，施工效率差不多可以提高50%，并能降低房屋造价。

从1958年开始的“大跃进”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，杭州在天水桥、刀茅巷、南大树巷、望江门、余杭塘上、小营巷、潮鸣寺巷等不同城区兴建了不少住宅楼。但这批房子基本上都算是简易住宅，房屋结构比较简单，大都采用半成品的水泥预制构件建成，不仅施工快，造价极为低廉。

由于房子都是由国家分配的，所以这时候基本上已经不存在“房屋交易”的概念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以“物物交换”的形式进行房屋置换。当然，这种“置换”是在房管部门的主导下完成的。

1958年“大跃进”以来，市民的工作调动变得更加频繁，许多职工的住房距离工作单位变得较远，每天上下班往返十分不便。于是房管部门专门成立了“房屋调换委员会”，采取“挂牌自选、自愿对调”的办法，互相调换不同职工的房屋。到1961年4月底，房管部门已经帮助1800多户职工完成了“房屋置换”。

尽管如此，房子还是不够住。房管部门要求居民们“发扬主人翁和互助精神”，自觉让出“多余房屋”。比如法轮寺弄68号工人高金荣，这次主动让出一间，退给房管站重新分配。

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，大多数居民仍然愿意通过对新中国与旧社会的住房比较，去获得兴奋度和幸福感。1961年，住在里仁坊的楼阿三在一篇题为《我的住房》中这样写道：

我今年六十五岁了，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。因为我们缴不出房租，被资本家赶出，流落在街头。后来无法可想，只好去住“会馆”。“会馆”是放死人棺材的地方，一走进去就有股难闻的臭气，里面阴森森的黑得怕人……我现在住的是一所很好的朝南楼房，有玻璃窗，空气流通，阳光充足，冬天暖洋洋，夏天凉风徐徐吹来，真叫人舒畅。楼梯旁有路灯，房门口有门灯，房间里更不要说了，开关“拍答”一响，电灯光照得满房通亮。棉床上崭新的红、绿绸棉被，崭新的床单，还有大衣橱、红漆写字台、茶几，还有收音机，我随手将收音机一开，马上可以听到国家大事和悦耳的音乐。

1967-1978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杭州的城市住宅建设几乎停滞不前。杭州住宅市场再次迎来新生，应该是1978年的事了。

《人民日报》在1978年11月27日发表的社论（《把城市建设提到重要日程上来》）说：“城市建设欠账多，主要表现在职工住宅和市政公用设施拉下了相当大的缺口。”

实际上，同年9月份国家建委召开的城市住宅建设工作会议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，“现在城市住房不足的问题，已经严重影响生产，影响人民生活，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，不利于加速实现新时期总任务。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全党的重视。”因此，这次城市住宅建设工作会议决定：今后七年间用于建设全国城市住宅的投资总额，相当于全国解放以后28年建设住宅投资的总和。此外，这次会议还明确提出，企业可以自筹资金修建职工住宅。

“现在城市住房不足的问题，已经严重影响生产，影响人民生活，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，不利于加速实现新时期总任务。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全党的重视。”因此，这次城市住宅建设工作会议决定：今后七年间用于建设全国城市住宅的投资总额，相当于全国解放以后28年建设住宅投资的总和。此外，这次会议还明确提出，企业可以自筹资金修建职工住宅。

尽管如此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杭州还是新建了一批住宅项目，比如望江新村、青春新村、劳动新村、朝晖新村等，城市居住圈略微有所扩大。1975年11月，新建的延安路公共汽车中心站投入使用，湖滨至九溪、袁浦、富阳、萧山等地的多路公共汽车都开始在这里发车。这个公交中心站一直沿用至今。

1978年10月20日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视察了北京前三门新建的公寓住宅楼。这批住宅楼共30栋，总建筑面积36.6万平方米，将于这一年年底基本竣工。邓小平说，要请一些会挑毛病的人来提提意见，研究一下怎样把住宅楼修建得更好些。他要求今后修建住宅楼时，设计要力求布局合理，增加使用面积，更多地考虑住户的方便，如尽可能安装一些淋浴设施等，还要注意内部装修的美观。

这时候的杭州，新一轮的住宅建设已经启幕。在体育场路东段，四幢“六层住宅大楼”刚刚落成，白灰粉刷的外墙，奶黄色的窗户，橘红色的阳台栏杆，在蓝天白云之下显得格外耀眼。附近，又有四幢住宅大楼正在兴建。工地上吊车机声隆隆，脚手架上人影憧憧。这里将要建造8万平方米的住宅大楼，路面从十米拓宽到三十八米，将形成一个新型的住宅区。政府将对这段住宅建设实行“统一规划，统一投资，统一设计，统一施工，统一分配和统一管理”。

伟大的共和国历史又按下了杭州住宅建设的“快进键”，“日砌三千砖，三天一层墙”的时代又回来了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刚刚结束的1977年，杭州市一共兴建了近15万平方米的住宅，可安排3100多户。

“国民房”的产生，从真正意义上讲，应该是从1998年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后，产生了“商品房”概念，继而才出现“国民房”，因为只有通过市场交易的房子，才显现得出它的性价比来，没有自由交易的市场，一来没有自由选择，二来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比较。然而，从政府或者开发商提供“质优价廉”的房子角度来考量，“国民房”是一直存在的，是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而乐于接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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